这场调整不但没有退路，还必须要加快脚步。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淘汰过剩产能都日渐紧迫，而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转型也到了关键时期。摆在中国制造业面前的利润下滑、成本上升、负担过重等诸多困难非一套方案可以解决。

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阻力是什么?产业升级与去产能，目前哪个压力更大?去产能会不会引发并购潮?经济观察报专访了艾睿铂董事许谦，他认为，中国产业升级的阻力更多来自企业内部，去产能实际上是产业升级的一部分;要在产业升级的同时去产能，这需要更加明确、详细政策支持，此外需要的就是时间，做大做强的并购要更有针对性，国家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应该考虑更周全。

产业升级：政策要有针对性，执行要到位

经济观察报：中国经济正经历着减速换挡，这让中国制造业迫切需要从低成本模式向更符合全球标准的模式转型。目前中国制造业升级遇到阻力是什么?

许谦：从大的方面讲，一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协作，特别是地方政府怎样更好贯彻中央政府的思想和决策。最近，两会上高层领导多次重要讲话都谈及过剩产能，国家关于整个产业政策大的方向还是比较清楚和明确的。但是，从历史上来看，国内企业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政策落实到地方、企业和行业，怎么去真正执行，这面临着中央和地方的博弈。

另一方面，任何产业的变动都会落实到每一个个人，行业重组、产业升级最终落实到每一个人的生活，政策最终落到微观层面时，肯定会有一些社会的影响。怎么样去完善社会政策尤其是社会保障，这些后续政策不是能给了一个大的方向就能把问题解决的。从中央和政府的扶助政策，到地方政府的贯彻执行，这两个层面要更好地协调。

现在所面临的很多问题在中国近30年经济发展历程中是反复在出现，这个最根本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最彻底的解决。就制造业升级以及淘汰产能为例，这其中一直存在着是依靠行政计划还是市场经济的考量和调整，我觉得对这点有了清楚认识之后，才能最终从根本上帮助中国制造业升级和彻底改革，这将起到一个根本的推动作用。

经济观察报：产业升级需要资金，但是工业利润仍在下滑，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许谦：坦率讲，我觉得没有很好的办法。一方面搞产业升级需要花钱，另一方面口袋的钱会越来越少，那怎么办?一方面从国家来讲，不外乎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针对性的进行扶植;第二，从产业本身来讲，就必须要有“壮士断臂”的决心，在产业升级上，要把一些落后的过剩的产能怎么去除掉，短期之内肯定是有阵痛的，渡过这个时期，我认为企业利润就会有所提升。

我们帮助企业做重组，做过很多类似的案例，包括在发达国家，一个企业做重组，刚开始的重组都是要一次性的支出，把这笔费用支出后，你才会看到可不可以按照重组计划逐步实施，之后才是考量是否可以扭亏为盈。我还没有见到过某个企业不经过支出就可以“涅槃重生”的。因此，政府要有针对性地提供优惠政策去扶植有关的产业升级，同时要进行一套有效的实施和监督机制，确保杠杆用到了我们想要的方向，而不是被某些地方政府或某些企业投机取巧;另外从企业本身也要有一定的决心。

从国际上的经济周期来看，中国经济的周期性与全球经济的同步性正在增强，如果借鉴欧美的周期性，一般需要3到5年的时间，从谷底逐步返回到正常的上升状态。

过剩产能：非常复杂，不能一刀切

经济观察报：不仅钢铁、水泥、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就连风电设备、多晶硅等部分新兴产业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重工业与新兴行业都需要去产能，应该怎么做?

许谦：中国的产能过剩不是短时间出现的，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只要某个产业快速发展，就会有企业一窝蜂跟进，七八十年代的电视、冰箱等家电产业，到后来的钢铁、房地产行业、水泥以及汽车产业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中国现在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但很是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这些行业的去产能是重中之重。

相对于重工业的产能所剩，新兴行业的产能过剩也要警惕。但我们看到新兴行业更多的是财务本身的泡沫，而非实际上产业本身的过剩。但应时刻审视自身产业市场的大小，接受市场调节，以免出现类似于制造业等传统产业的过剩。目前，我们还是应该把淘汰产能的重点放在制造业上，特别是那些高能耗、高污染这种行业的产能过剩，消除这部分剩产能是当前最紧迫的。

经济观察报：产业升级与去产能之间，目前更要的压力来自于哪个?与美欧等国“去杠杆化、去债务化”相比，中国的淘汰过剩产能强调的是“去产能化”。在去产能的过程中，债务怎么处理?企业的债务问题是否会影响去产能的速度?

许谦：去产能的压力更大一些，因为去产能说起来比较容易，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案。任何一个产业是都需要升级的，但是在对产业进行升级的同时，又离不开这些产业本身，所以去除过剩产能，其实就是产业升级的一部分，这两者并不是相互隔离的。与此同时，淘汰过剩产能又是产业升级中应当脚踏实地去完成的一个步骤。

企业债务问题涉及到的人员安置问题、社会问题，包括去产能之后，涉及到地方经济发展的问题，目前都没有一个很清晰、具体的条例出台。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如何去协调，中央政府如何去监督企业过剩的产能是不是真正被去除掉了，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

我们曾经帮助过一个企业，这个企业有80多个家厂，由于产能过剩造成严重亏损。我们当时把每一个家厂本身的盈利和亏损情况单独列了出来，逐个分析，这里面有很多工厂表面上亏损，但实际上这种亏损是因为有额外的负担，或者是地方赋税等方面原因造成的负担，亏损并不是工厂本身运营造成的。那么，问题就是这个工厂是否应该关停?因此，去产能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需要进行仔细的调查和研究、周密的规划和安排。

目前钢铁企业产能过剩比较严重，我觉得应该从几个方面衡量产能是否过剩：第一，是以运营性盈利水平衡量其真实盈利水平，要把隐藏的成本剥离出来，这样才能真正对每一个企业进行对比，才可以看出到底是因为运营问题造成的亏损，还是非运营问题造成的;第二，钢铁行业是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应该制定一个硬性的标准来划分。企业即使不亏损了，它也是高耗能、高污染，那也应该把它划到过剩产能的一部分当中，只有这样系统地来分析一个企业，才能知道到底有多少过剩产能要淘汰，有些企业虽然它亏损，但是它生产的这种钢对国家来说是一种很重要的稀缺钢材，那要保留这种企业。因此，政策上不要太过笼统，需要详细。

从近30年中国经济发展来看，我们很多的过剩产能大多是由于没有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过多地进行了不必要的政策或者人为干预，如果真正实现让市场去调节，反而会更有效益。

经济观察报：去产能对工业的影响涉及很多方面，比如资金、人员安置、政策配套等。您认为中国制造业的去产能主要集中在什么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许谦：中国制造业的去产能，一方面是要有效的提高企业效率，因为对任何一个企业来讲，去产能的目的都是提高运营效率。当然，去产能只是一个手段，运营效率的低下不只是因为产能的过剩，也有其它方面的原因，比如企业内部管理机制不健全、机器设备利用率低、人员配置不是很合理等。但归根到底，是企业能否在去产能的过程中，对企业效益有更深入的了解，进而采取相应的举措，从根本上改善效率低下的状况，这才能真正帮助我们整个制造业产业的升级。

另一方面，企业去产能一定会涉及到人员的去留问题。这更多的是需要地方政府的配合和协调，包括实施一些福利项目，在人员的安置上采取更为妥善的措施，鼓励职工进行再教育、再就业，以维护社会稳定。同时，在落后产能的处理上，包括废弃的机器设备、厂房等，有关部门也应当做出具体规划，最大限度的减小在去产能过程中所造成的损失。

此外，在去产能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的遇到一些债务重组问题。从我个人经验来看，债务重组必然会引起利益纠纷。如果企业在不实施破产清算并且能够保持生存的前提下减少落后产能，同时提高本身的运营效率，逐步清偿债务，最终扭亏为盈，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最理想的结果，但并不是每一个案例都可以到达这一点，肯定会有一部分企业要走上破产之路，对此，国家应整体协调好相关债务问题。

企业并购：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

经济观察报：中国工业去产能和制造业升级，各自需要几年时间完成?

许谦：我觉得中国制造业的出路，是要有新技术的突破，实现科技创新。从近几十年来看，我们的制造业不断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始终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而且在某些领域差距不是在变小，反而是在变大。

政策决策者、企业管理者、行业监管者都应该把眼光放得更长远，而不是仅仅追求短期GDP增速。我们以前很多时候出现的问题大多是由于片面追求短期效益所造成的，这样的短视化思维以及所造成的后果就像一个“魔咒”一直困扰着中国制造业。因此，要实现制造业的突破，就必须打破这种“魔咒”。

实现制造业的升级与转型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便可完成，它需要很长的规划。从国家层面来讲，应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实行更多的激励政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充分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从企业本身来讲，应建立一个有效的管理流程，进而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从我个人经验来看，我们中国现在虽然是制造大国，但有很多企业目前仍停留在一二十年前的管理水平上，为了短期效益去投机取巧。对此，国家必须实施最严格的行业监管，企业管理者也要着眼于企业长远发展，在精益管理上多下功夫，多做改进。

中国工业去产能和制造业转型升级，我个人觉得最起码还是需要一二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才能真正缩小与国际领先制造业国家的发展差距。

经济观察报：并购会成为制造业升级的重要手段吗?会出现新一轮的大规模并购潮吗?制造业并购，主要的问题有哪些?

许谦：并购只是制造业升级的其中一种手段，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企业运营等方式。所以并不一定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一定会出现大规模并购潮，举例来说，中国的汽车行业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有几百家厂家，其中有很多产量很小，而我们现在看到仍有几百家厂家。虽然政府取消一些小产量厂商的资质，但仍然有限。如果国家产业政策主导，势必会有一些并购出现，但是规模会有多大并不肯定。

并购有一定的难度，从国际来看，并购成功的比例只有40%。原因之一就是低估了并购过程中的问题和困难。并购前要有尽职调查，不能仅局限于财务调查，更要重视运营尽职调查。目前中国的企业这方面的功课是不够的，没有在如何将有限的资源做到最合理的分配上下足功夫。此外，两家企业的文化融合也是极大的挑战。

吉利收购沃尔沃就是个很好的案例，一开始大家很担心吉利，认为这是一个蛇吞象的交易。但是吉利对沃尔沃的发展没有做过多的干预，保留沃尔沃品牌、运营和管理。近年来沃尔沃在全球的销售态势很好，吉利获得了沃尔沃的帮助，在产品研发方面得到巨大进展。

并购交易，尤其是制造业并购涉及机器设备、员工数量、知识产权等多方面因素。不同公司有不同的研发流程、制造生产流程、生产管理理念，收购方需要在并购之前有前瞻性的预测，制定详细的计划。同时也要考虑到是否存在过剩产能，以及如何处理。整个协同过程计划需要在并购过程中细化到每星期甚至到每天的工作量。

经济观察报：中国的制造业升级除了受内部因素影响外，也感受到了全球制造业扩张的压力，美国重返制造业、德国工业4.0这对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当前的制造业的产业升级与以往提出的工业升级会要哪些不同?

许谦：我觉得这对中国的影响更多的是利大于弊。因为只有竞争才会激发企业更多的发展动力。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几十年前那种单纯依靠低成本的劳动力来发展制造业的路子上去。毋容置疑，中国制造业现在追赶的目标是美国、德国以及日本。能不能在一二十年之内达到与之相匹敌的水平，这是决定我们国家在未来世界上国际地位的关键问题。韩国、日本也不过是在过去50年之内发展起来的，它们能做到，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对此，我个人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形成了如此巨大的市场，这是完全可以同欧盟、美国相媲美的，而且我们的发展的势头也超过了它们。因此，任何一个有远见的企业，如果想在全球市场上分得一杯羹的话，就绝不会放弃中国市场。因此，地方政府要把眼光放长远一些，不能只盯住短期效益。

关于制造业产业升级与工业升级有哪些不同，我个人觉得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是工业升级的一部分，因为工业升级涉及面比较广，除了制造业，还有机器智能化、互联网等高科技领域。作为工业升级的一部分，制造业就势必受到这些先进技术的影响，比如在汽车领域，现在就正在大力倡导研发新能源汽车，这就使传统的汽车领域不断朝着更先进、更智能化、更安全和更贴近人类生活的方向发展。从企业角度来讲，能始终保持一种对市场的敏锐感，能够不断接受新鲜的事物和技术，并把这种先进的技术融入到我们的制造业当中去，这是非常重要的。

经济观察报：“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中拟修改57处，其中删除“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板”，这意味着什么，您怎么看?要布局高端制造业，接下来相关政策会有哪些调整和扶持?

许谦：个人认为，“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板”没能列入“十三五”规划，应该更多的是从金融市场角度考虑，而非产业升级。

在以往的政策当中，也可以观察到一些端倪，从税收、信贷方面的产业政策倾斜上来看，国家在支持自主研发、科技创新以及发展高端制造业方面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

我认为发展中国高端制造业要实施“引进来、走出去”战略。因为这样可以吸引一些新的产业到中国建立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同时也可以鼓励本土的企业走出去，通过并购获取一些新的技术和人才资源，做强做大制造业。但是，并购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从历史上来看，大部分并购案例都不是成功的，做并购怎样更有针对性，怎样保证并购成功，我想这些是国家制定产业政策时应做更多更周全的考虑。

另外，国家应当更加重视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鼓励和支持科技创新。同时，国家也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完善金融扶持政策，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这些方面对整个制造业的发展和升级也都是非常重要的。